龚曙光：接下来的时代我仍坚信内容为王

当西安遇上湖南，出版湘军与这块汇集十三朝风雨的文化沃土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成为了整个文化圈关注的话题。

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下简称为“书博会”）开幕之时的“媒体见面会”，是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与媒体记者们的“年度之约”。或许是因为本届书博会的举办地、古都西安文气“超标”，让这场“约会”在产业的洞见和趋势的研判之余也多了几分风雅的余韵。谈笑间，龚曙光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话题在塞纳左岸与澧水河畔间跳跃，使人一睹这位当代文化产业领军人宽广的视野与深厚的文化功底。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

作为作家、观察者的龚曙光是开放的、跨越式的，而作为出版人的他又是坚定而执拗的。在他的带领下，中南传媒在十余年里恪守主业、苦耕原创，让出版湘军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和立体。

“湖南出版真正的‘敢为天下先’，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版业刚刚恢复时前辈们定下的宏伟战略：立足湖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是湖南出版最根本的战略。”在总结中南传媒取得的成绩时，龚曙光如是说。他也坦陈，“一个战略能够用40年的时间来践行，是很不容易的”。

一位“老新人”作家的原创论

出版湘军的赫赫战绩令行业的许多固有成见不攻自破：出版主业是不是不赚钱？是不是精品只能靠引进作品带动？对此和原创死磕了十余年的龚曙光的答案坚决而有力：坚持、用心，自会有其收获。

不信看一看出版湘军带来书博会的产品吧：从深度解读中国道路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路走来》到塑造国人灵魂图谱的《幸福街》，从蔚为大观的10卷《王琦全集》到究天人之际的《十问：霍金沉思录》……中南传媒领衔的湖南展团携近3000种精品图书亮相西安，其中2018年1月后出版的图书达到70%以上。

身兼出版人与作家双重角色，让龚曙光对原创有了更新的理解。这次突破藩篱的体验赋予了他审视文化产业全新的视角，也使他对文化审美的流变有了更为通透的认知。未来原创的方向未必是单一的，究竟哪些作品才能真正经受住读者和时间的考验？让我们来听听龚曙光的洞见。

龚曙光：感谢各位朋友再一次参加这次见面会，这个约定已经持续十多年了，我和媒体之间能够保持这一种持久的友谊，说明大家始终把我当作一个媒体人来看待，也说明出版业依旧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今年的书博会在西安这座中国最古老的都市，也是世界上历史遗存最丰富的城市举行，对我也有一种别样的感觉。西安一直是一座令我敬仰的城市，走进这座城市，就是在贴近中国历史最光荣的那片土地，就是感应中华文脉最激越的跳动。书博会能够在这样一座文化古都举行，对于思考传统中华文化如何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发展是有特殊意义的，对于检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读者中的传播率也是有特殊价值的。

我相信，我们和同行的图书产品，在西安这样一块市民阅读的试验场里，一定会得到最严格的检验，这场检验的结果对于我们未来做图书，对于我们如何在当代读者中激活中国传统文化，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记者：最近一年间，您的散文作品《日子疯长》和《满世界》先后上市，引起了文坛的关注。您是如何看待作家这个身份的？它对于您所从事的出版工作有何意义？

龚曙光：在我看来，是否有能力、有机会切身体验当代文化创造者的心态，以及当代文化创造者和文化传播机构、作者和编者之间的那种微妙而又魅力无穷的关系，会给一个出版人，给一个文化产业的负责人带来很多不同的意义。

任何一本书都有三个站位：读者站位、编者站位、作者站位。缺掉其中任何一个，对一本书的判断就可能不准确。所以对我而言，创作不仅仅是我个人文学的一种追求，更是我作为文化企业管理者必须体验的一门功课。希望通过这种我可以做，别人未必能做，我愿意做，别人未必愿意做的创作，能让我自己对于文化产业的理解变得更多元、更深层。

媒体见面会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刘清华（左）主持

记者：您曾说“作为出版机构最核心的产品、最主流的追求，无外乎'精品'二字” ，我们也注意到中南传媒今年四月举行了“书写新时代”原创精品新书发布会。精品和原创对于中南传媒而言意味着是什么？本次书博会上，中南传媒又为读者带来了哪些原创作品？

龚曙光：中南传媒一直把做原创、出精品作为自己的追求。这倒不是中南传媒所独特的追求，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担当、有情怀的出版机构必须肩负的责任。中南传媒说了，有的机构没说，没说不意味着不做，他们可能默默地在耕耘，这些人我们很敬仰。有些人不敢说，可能是因为能力有限，不敢承诺。在这件事情上，中南传媒希望自己敢说，也希望自己能做。

中南传媒重视原创和精品，根源在于我们的定位——做最好的出版机构。我们的体量已经这么大了，在中国出版界排在很靠前的位置，在世界上也有一些影响。如果这样一家机构不把原创和精品作为自己的追求，我们会觉得丢了这个行业的脸，甚至辱没了这个时代。所以尽管很艰难，我们还是要坚持这样的追求。

原创这件事我们做了十多年，也推出了不少好作品。一个文本，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不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淘洗就去断定它是一部精品，其实风险很大。我们现在能说的是，这些作品卖得都很好，受到当下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并且获得了许多主流奖项，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我们对原创的坚持还是有些成效的。

从这些标准来看，我认为今年中南传媒还是带来了一些有可能在未来被认定为精品的原创作品。比如湖南美术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王琦全集》。王琦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他还是一个不太通俗的艺术家，和齐白石这样的大艺术家相比，他可能还要更高蹈一些。在编美术大家全集这件事上，我认为湖南美术出版社应该是遥遥领先的，现在中国真正的大美术家的全集，还是以湘美版的居多。作为这个序列里面很重要的一位艺术家，王琦的这套书应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今年我们还带来了大量原创的社科类图书。以前我们在谈原创的时候，常常会把范围局限在文学艺术里，其实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创是文化原创的基础。大家想一想，如果德国没有康德、黑格尔这样一批哲学家，英国没有像亚当·斯密这样一批政治经济学家，法国没有像伏尔泰、卢梭这样一批思想家，他们的文化也不会取得今天的地位。这次我们带来了不少社科图书，有一些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一些在试图建立自己的体系。我认为，在这个领域中，任何一点细小的进步都值得鼓励，因为在社科领域做原创会有更多的困难和更大的压力。

在文艺类里，我们今年推出了一批带有历史性质的文学题材作品，包括马伯庸的新作《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也是一位与中南传媒共同成长的作家，他个人的写作重心转到历史领域后推出的作品全在我们这里。根据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最近在热播，而这部新作也同样精彩。我认为，这一类原创作品的走红，正在开创历史书写的新时代。

过去历史小说的书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鲁迅先生和姚雪垠、二月河、孙皓晖等作家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小说，一类是网络时代仅把历史题材作为描写素材的“戏说”。应该说从马伯庸开始，一种独立于两者之外新的历史写作正在形成。这种写作的特点是提炼、放大历史的细节。这些细节极具真实性，它破除了传统历史小说把历史归于逻辑所带来的沉闷感和厌倦感，带来了持续的诱惑性和可读性；同时，作者打乱了传统历史小说或者历史叙述的关系，把历史细节放到一个比较大的时代背景上。比方说在秦朝，一把刀的打磨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细节，在司马迁的笔下很难进入文本，但有作家写道：秦王朝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国，就是因为某一个工匠在一个很特别的时点上发现了刀剑更好的锻造方式，决定了秦王朝军队可以所向披靡。这类小说在放大历史细节的时候，也是一个重新解构和阐释历史的过程，如果你熟知这些历史，你可能会觉得作者表达很有趣，唤醒你对历史阅读的快感。

记者：在本届书博会上，中南传媒带来了《无限接近自然》等国外作家的作品，这是国内出版机构直接策划国外作者原创内容的一次尝试。这一类作品是否也应当被视为原创作品？

龚曙光：原创作品只能由中国作家创作？对于这个问题，中南传媒也带来了不一样的回答。过去，我们都是在国内找作者，而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在全球物色作者。浦睿文化出品的《无限接近自然》就是这样一本书。他的作者是越南著名的建筑师武重义，此君做建筑不是为了评奖，不是为了给人拍照好看，而是把他对于佛理的理解、对于人生的感悟完全表达在建筑上。这本书完全由中南传媒组稿策划，并会在全球很多国家出版，我读过这本书，相信很多读书人都对其爱不释手。

《无限接近自然》不仅是一部独到的作品，也代表着中南传媒原创战略的突破。它证明了我们有能力在全世界寻找作者，按照我们的编辑意图来进行创作，再把做出的书输送回国际市场上。这一类的图书既代表了我们的文化观念、出版观念、审美观念，同时又利用了作者在本国的知名度，使最终形成的产品可以更好地在国际社会传播。我甚至认为，这种模式可能成为文化“走出去”的一条新通道。

《无限接近自然》是中南传媒一次直接策划国外作者原创内容的尝试

一位“非典型”湖南出版人的出版观

对于出版行业而言，“无湘不成军”的俗语似乎显得格外准确。改革开放以来，凭借 “敢为天下先”的远见和胆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出版人一次又一次惊艳着读书人的眼球。从轰动全国的《曾国藩》到打开精神之窗的《走向世界丛书》《第一推动丛书》，再到皇皇巨著《历代辞赋总汇》《延安文艺大系》，湖南出版人用自己的足迹留下了文化传播的路标与历史传承的印记。

从“能吃辣椒会出书”到“催生创造，致力分享”，龚曙光见证了“出版湘军”的另一段辉煌，在他执掌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的十余年里，这家老牌文化国企真正变成了一艘航空母舰，创造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南传媒模式”，也注定成为了这场浩荡征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尽管龚曙光对自己身上“耐得烦，霸得蛮”的湖湘脾性丝毫不加掩饰，他仍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典型”的湖南出版人。他的特殊源于其角色的多变和经历的另类，这也使他对于出版人的角色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如何描绘“出版湘军”的精神底色？技术高速变革的未来，出版人应该何去何从？龚曙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记者：湖南有句俗话叫“无湘不成军”，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湖南出版铸就了一个个事业高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湖南出版人的哪些素质是成就这些辉煌的关键?

龚曙光：“无湘不成军”，是湖南出版界的一个口号，也可以说是一句“牛皮”。它其实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愿望，希望湖南出版能够像当年曾国藩、左宗棠带领的湘军一样，成为中国出版业一支重要的方面军，至于是否达到了，只有让读者去评判，我们自己没法判断。

湖南出版人有些什么样的特质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就好像非要说湖南人与邻近的湖北人、四川人有多大的区别一样，其实说不上，这些都是媒体为了新闻好看制造的话题。但既然你提出来了，我还是努力作答。

第一，湖南出版大体上还是集中了一批文化人，他们具有文化人的品行和品质，他们的职业就是干文化的，而不仅仅是喜欢读书编书这么简单。

湖南的文化人有什么特点呢？追溯湖南的历史，这片土地上很早就有原住民生活，湖南流传至今的鬼文化、傩文化和巫文化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天人的关系上是比较悲怆的，不高调的。而湖南的另一种文化源头是谪贬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屈原和贾谊。这些被发配到这块蛮荒之地的人，为湖南带来了中原文化中最高级的部分。他们个人的经历与这块土地历史上的悲怆结合，开创了湖南别具悲感的文化。情怀是湖南文化的一种源头，而且不是为情怀而富，不是为情怀而贵，而是为情怀而悲。范仲淹没到过洞庭湖，居然也能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他看到了湖湘文化的源头跟中原文化的结合点，那便是因情怀而悲。所以说湖南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比同时代的其他地方更多了点担当和情怀。所有出版人都有情怀，但我还是认为湖南出版人因其文化的源流而更具情怀。

第二，湖南人没有什么独特资源。作为出版来讲，资源远不如北京、上海、南京，当然也不如西安丰富。在资源并不富庶，而自己又有情怀的情况下，必然会逼着湖南人另寻出路，这就是湖南人的“敢为天下先”，翻译成更通俗的话，就是“被逼得胆子大”。没有办法，只能胆子大。

但是胆子大，也可能会支付成本。湖南出版不是没有支付过成本，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也曾因为太“前卫”受过罚，但这只是“敢为天下先”的支流。我们真正的“敢为天下先”，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版业刚刚恢复时前辈们定下的宏伟战略：立足湖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是湖南出版最根本的战略。我们这些后辈们，也提出了很多的战略，但所有的战略，都还是在前辈这个大的战略下设计的。在今天，中南传媒在湖南省内的收入只占到总营收的50%左右，这在地方集团中是很少见的。这说明我们的“面向全国”是实实在在的，既面向全国的读者，也面向全国的市场。

我们的“走向世界”也是实实在在的。除了每年有三百种左右的图书进入全球主流出版市场之外，我们的国际投资在各大出版集团中也有一定领先性。这些年，中南传媒在国际舞台上一直努力通过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中国出版的形象。这样一种所谓的“敢为天下先”，是祖宗们给我们定下的战略，至今我们仍在持续执行。一个战略能够用40年的时间来践行，也是不容易的。

第三，湖南出版之所以这么有延续性，也是因为省委省政府很尊重文化人，很尊重出版这个行业的规律性。直到今天，湖南省委对湖南出版集团主要班子成员文化素养的要求都是很高的，这一点保证了湖南出版始终在尊重出版行业、尊重出版规律、尊重出版人才这“三个尊重”的原则下来选干部，这不是每个省都能做到的。这也是湖南之所以这些年在全国有一定地位、在世界有一定影响的重要原因。

在2019年世界读书日，中南传媒用一场“书写新时代”原创·精品图书发布会回应了时代对好作品的需求

记者：在当今的时代大潮和媒体环境下，您觉得出版人应该再培养哪些新的素质，才能够跟得上这个时代的发展？

龚曙光：最重要的一点是坚信内容为王。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是不大坚信内容为王的。大家看我的很多采访，有时候我说内容为王，有时候我说内容不为王，其实我有自己的认识。我认为平台还没有长成时，平台的竞争格局还没有定型时，平台为王；平台的竞争格局形成了，通路的竞争版图确定了，内容为王。所以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我认为平台为王；在互联网成熟之后，我从来都说内容为王。接下来的时代我仍坚信内容为王，因为只有内容为王，才会不断产生新的头部产业。

伴随着以5G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进一步产业化，内容为王，尤其是优质内容为王，一定会持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我认为，技术越是发达，我们做内容的人愈要坚持“内容为王”，这一点如果你搞错了，可能就失去了机遇。

第二，我们要具有内容产品化的能力。一个写作者固然可以写一手好文字，但你写出来的东西会不会被这个时代的受众所喜欢？这还是一个产品化的问题。而传统出版人在如何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用户需求和体验方面缺少准备，这是个大问题。过去很多人觉得数字出版就是把纸质书放到网上去，现在大家已经认定不是了；语音出版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也已经证明了，一堂互联网的文化课和一堂传统讲座是不一样的，一堂传统讲座不是一个标准化产品，但一堂互联网的课就必须在时长、节奏、包袱等各个方面做到精细，做成标准化的程序，还要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不同受众、不同平台而有变化，这是我们传统出版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所以，传统出版人要有紧迫感，不然你根本做不了互联网时代的内容。我说“内容为王”，是指内容可以为王，但不是内容必定为王。内容只有产品化，适合新技术、新体验、新需求，才真正有可能为王。（摄影：杨旭、张必闻）